并且，十分有意思的是，即使在日本，重大行政决策能否借助行政过程论而成为行政法上一个独立行为概念，也不无疑问。
[39] Nonald P.Kommers, The Constitutional Jurisprudence of The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428. [40] 张翔：《基本权利的体系思维》，《清华法学》2012年第4期。当然，这个难题并不为艺术自由条款所特有，因为对任何基本权利条款之规范领域的界定都会遭遇同样的问题，这是由于基本权利概念在语义和结构上的开放性所导致，而通过法律论证的方式在某种程度上消解这种开放性，正是基本权利理论的任务。
[26] 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件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50页。综合考虑这几个方面的因素，可以认为我国宪法倾向于对艺术自由的规范领域做最广义上的理解，同时加重国家保护艺术自由的义务，从而提升对艺术自由的保护程度。[1]因此，即便从法律上认定当事人的所谓行为艺术构成淫秽表演，但这并不是问题的终结。六、结论 综上所述，经过比例原则的审查，《治安管理处罚法》第69条的规定能够达到正当的立法目的。[59]换言之，立法机关在这里对淫秽表演的组织者和表演者进行了有意的区分，两者相比前者社会危害性更大，因此必须使用刑罚的手段。
既然精神文明建设需要保障艺术自由，它也就不能同时作为限制艺术自由的依据。比例原则的意义在于，立法机关限制基本权利的手段必须与限制的目的相适应，不能不择手段而限制基本权利。另一个基础则是美国联邦《行政程序法》。
这个时期政府的关注点从经济规制转移到了个人权利，并通过镇压共产党人及其同情者加以实现。[45]这种细化式的审查标准，可以提前告知行政机关违反自我拘束措施的后果，结果将是低廉的成本与有效的规制。关键词: 自我拘束，激励，行政规则，行政裁量 引言 行政裁量（administrative discretion）作为行政机关运作的主要内容与特点，长期以来备受美国行政法学者关注。[34]这里的规则一般应该是立法性规则，因为只有立法性规则才具有法律的效力与效果。
于是，判决对律师罚款80元，对违法行为不再扣分。法院作出终审判决，撤销一审判决，维持文山县交警大队2007年8月2日对周文明超速行驶作出的公安交通违章简易行政处罚决定书。
Anne Joseph OConnell, Political Cycles of Rulemaking: An Empirical Portrait of the Modern Administrative State, 94 Va. L. Rev. 889, 891-92 （2008）． 作者简介：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法学博士 文章来源：《当代法学》2014年第1期。为了维护个案正义，行政机关在行使裁量权时可以逃逸裁量基准作出决定，但这种逃逸需要受到一定的限制。[60]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审理行政案件适用法律规范问题的座谈会纪要〉的通知》，法[2004]96号。再如，行政机关依据反垄断法的授权，制定了许多的实施指南用以指导如何展开具体的工作。
也就是说自我拘束，如无相应的监督机制亦会产生问题。总之，从以上列举的历史发展来看，我们对于阿卡迪原则内在的正当化根据是什么，什么构成行政机关有义务必须遵守规则的因素，行政机关违反遵守规则的义务时，又有什么样的合理救济途径，并不是十分清晰。不过，总体来说，受到阿卡迪原则约束仍然主要以立法性规则为主。但是遇到汉森（Hansen）的那位地区代表则未建议他提交书面申请表，导致她丧失了一年的福利待遇。
其上诉理由如下：文山县2006年因交通事故死亡57人，其中省道210线上就死亡了25人。[55]参见陈娟：《云南省公安厅红头文件引发争议—自由裁量应以何为标准？》，《中国安全生产报》2008年4月8日。
此时，要求行政机关不仅要遵守法律，也要在自我拘束的措施下展开行为，以达到法的安定性要求。[59]此问题可以借鉴日本的作法，参见王天华：《裁量标准基本理论问题刍议》，《浙江学刊》2006年第6期。
进入专题： 行政裁量 自我拘束 。经过一系列的听证，司法部长发现阿卡迪的名字列于不受欢迎的名单之中，于是该部的移民申诉委员会对于驱逐中止的要求予以否决。著名的U. S. A. v. Natural Resources Defense Council案提出了一种两步法来审查行政机关制定规则的效力，并由此确立了谢弗林尊重，只要行政机关在规则中的解释合理，法院就予以尊重，这较大地改变了美国行政机关与司法机关之间的关系。而在中国，法律、行政法规等中会授权行政机关制定某些实施细则或者标准，此时行政机关必须在法定的期限或者合理的期限内予以制定，否则就会无法有效保障公民权益。于立深：《现代行政法的行政自制理论—以内部行政法为视角》，《当代法学》2009年第6期。如《广州市工商局规范行政处罚裁量权实施办法（试行）》14条规定：各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在实施行政处罚时，一般应当按照《若干经济违法行为罚款参照执行标准》。
（三）20世纪70年代：原则的推广 20世纪70年代是美国行政法发展与变迁的重要时期，[27]阿卡迪原则也开始从个人自由的案件扩展到更为广泛的领域，即使结果并不那么尽如人意。[56]形式主义正是当前中国所需要的，民众对行政裁量的行使要求也处于形式正义的阶段。
[24] 1947年美国开始对他实施驱逐，但是他要求中止程序。（二）阿卡迪原则10年发展期：避让主义 从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10年的发展来看，有许多的案件值得关注。
二、阿卡迪原则 那么阿卡迪原则究竟是如何形成与运作的呢？该原则由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20世纪50年代时经过一系列的判例而产生，命名由来则因United States ex rel. Accardi v. Shaughnessy案而起。如果行政机关在规则中明确说明该规则是解释性的，那么法院在司法审查时也会对行政机关关于该规则的定位给予相当的尊重。
[19]当时联邦州际商业委员会（the Interstate Commerce Commission, ICC）将两条线路的运费与赔付标准调整为相同的价格，联邦最高法院认为关于赔付的命令无效，因为行政机关忽略了自己以前颁布的规则。如果行政机关并未遵守自己的规则，也可以依赖《行政程序法》获得救济。规制禁反言（regulatory estoppel）是指当行政机关违反自己先前制定的规则，而损害那些信赖它的人的期望之时，应该禁止违反。通过裁量的自我拘束，行政机关会将许多执行层面的内容成文化、公开化，不仅有利于公众了解行政运作的具体情况，也有利于行政机关宣示未来的政策倾向，从而确保政策的稳定性，避免所谓午夜决定[62]的频繁出现。
[54]参见秦平：《执法手册—让依法行政更有操作性》，《法制日报》2010年9月24日。这种情况与大陆法系国家如今不再特别强调不确定法律概念与行政裁量之间的差异有异曲同工之妙。
[54]但由于中国行政立法与行政规范性文件理论与实践存在诸多问题，所以可能就会出现类似周文明诉文山县公安局交警大队行政处罚案的情况。在Vitarelli v. Seaton案，[26]法院驳回了内务部任意的解雇行为，理由是内务部没有遵守自己的程序性规则。
事故的主要原因就是超速行驶。法院可判定行政机关的政策构成了恣意或对法律的不合理解释，从而否定行政机关的政策。
[22]总体而言，在本案中，法院只是解释了授权立法应该受到某些限制，但对行政机关为什么要遵守自己制定的规则，根据可追溯性来解释显然有误。地方性法规适用于本行政区域内发生的行政案件。这位法官也对阿卡迪原则的过度使用提出了警告，认为可能的结果是行政机关不再颁布保护性的规则，造成更多的专断。[12] 行政机关对裁量进行自我拘束并不存在疑问，重点在于理解自我拘束可以提供多大程度的限制。
第三，为了规范裁量基准的制定与运作，国务院法制办曾拟下发了一份《关于规范行政裁量权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其中几条规定值得注意与进一步探讨：如适用规则的制定主体只能是省级政府和国务院各部门。据此，依法予以纠正：周文明的诉讼请求缺乏相关证据，不能证明交警对其实施行政处罚事实不清及程序违法的事实，形不成证据链条。
而在中国，行政机关勇于创新，制定了诸多的执法指南或者各种裁量基准，但是似乎缺乏美国式的分析方法，美国在分析这个问题的时候，总是在行政法框架之内，基于立法性规则与非立法性规则二分法、基于行政机关与司法机关、行政机关与立法机关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因此，学者认为行政机关作出可信承诺的能力极为有限。
行政机关自我拘束措施（特别是裁量基准）仍然是一种行政内部规定，在目前中国的法制背景下，其意味着违反行政机关以规范性文件形式设定的裁量基准作出行政行为并不必然导致该行政行为违法。这固然可取，但是在中国，一方面要意识到法律授权的限制问题（如中国《立法法》10条的具体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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